有一個穿睡袍的女人躺在床上，躺了幾種姿勢，一回是側身，一回是仰天，還有一回只躺了半個身子，另半個身子垂在地上的。…她陡然地明白這個女的扮的是一個死去的人，不知是自殺還是他殺。奇怪的是，這情形並非陰慘可佈，反而是起膩的熟。[1]
這是王琪瑤與吳佩珍第一次去片廠時所遇見的景象，長恨歌真正的故事便是從這開始。像是一種種在王琪瑤心中的預兆，它預言了四十年後所發生的事，是他殺，但也是一種自殺。濃烈的宿命氣氛讓小說的開頭產生了詭異離奇的觸覺，而片廠中不斷的開麥拉聲，讓整篇故事一同捲進電影膠片的紀錄中，在無聲的光影搖晃下，上海正也同時上演著一部部劇情相同的默劇。
王安憶刻意地將整篇故事套進這種敘事結構中，在小說的開頭便將故事結尾點明，像繞著圓形走了一圈，最後還是回到了原點。小說的開頭的死亡預言不僅帶有強烈的宿命感，整個小說的架構，也暗示了故事在開始的時候結束，也將在結束的時候開始，形成連環而且永無止盡的迴圈。「有一次，老克臘對王琪瑤說，他懷疑自己其實是四十年前的人，大約是死於非命，再轉世投胎，前緣未盡，便就景難忘。」[2]
除了結構之外，小說的情節和人物個性，也顯現出高度的重複性。年輕時的蔣麗莉和張永紅，王琪瑤的女兒薇薇和吳佩珍，這些小姊妹的情誼，大抵如此，「⋯⋯也無恩也無怨的，也沒那麼多糾纏。」[3]除了蔣麗莉和張永紅，分別在不同時期替王琪瑤帶來不同的人際關係和視野外，薇薇和吳佩珍和王琪瑤的關係反而是相當好聚好散的，儘管薇薇的出現幾乎改變王琪瑤的後半生，改變了她和康明遜的關係。而王琪瑤生命中出現的男人，李主任、程先生、康明遜、薩沙和老克臘。薩沙和老克臘是以一種逃離的姿態離開王琪瑤；李主任和康明遜則是選擇了一種消失，無聲無息地消失。程先生雖然二次走進王琪瑤的生命中，但也犯了二次同樣的錯誤。
如此的宿命觀點架構了整部小說，注定了重複發生的一切，也注定了一切發生的重複，王安憶究竟想說些什麼？我們可以發現，王琪瑤基本的生活是不虞匱乏的，她沒有需要面對生活競爭的殘酷，許多事件的決定對她來說，都具有高度選擇性的。於是，大環境的改變在她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影響，她不再是張愛玲筆下受環境影響的無奈。但弔詭的是，王琪瑤卻也走進了張愛玲底下的那個世界，一種滄涼的迷思！
小說開頭的前四章，講的是弄堂、流言、閨閣以及鴿子。王安憶使用大量的修辭，大量的語句堆疊，用銳利詳細的贅述，將一景一物給呈現出來。如此過度逼真的表現手法，就像一種虛擬實境，利用文字將整個上海給描出來，這個城市被破碎的句子組合出來，一針一針地將這些片段連接成完整的形象。
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。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。街道和樓房凸現在它之上，是一些點和線，而它則是中國畫中稱為俊法的那類筆觸，是將空白填滿的。[4]
上海的弄堂是行行種種，聲色各異的。它們有時候是那樣，有時候是這樣，莫衷一是的模樣。其實它們是萬變不離奇其宗，形變神不變的，它們是倒過來倒過去最終說的還是那一樁事，千人千面，又萬眾一心的。[5]
這些敘述說的是弄堂，說的也是人。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的弄堂裡出現，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在上海的不同角落。流言講的是一種人，閨閣說的是另一種人，而鴿子更是屬於一群廣大的芸芸流動。上海由這些人構成，是相當緊密的堆積，幾乎達到了一種極致，將整個城市包的密不通風，像是天羅地網地將上海完全孤立起來，故意製造一種敘事的完整性，和故事發生的專一性。王安憶在手法和內容上天衣無縫的配合，不自覺地讓王琪瑤在這個城市中被孤立了起來，儘管作者不斷強調上海到處都有王琪瑤。而真正讓王琪瑤感到孤獨是那些曾經圍繞在她身邊的男人。對於李主任，王琪瑤是出於自願的，是基於一種安定平穩渴望。
兩人都是求安慰的，王琪瑤求的是一股腦兒，終身受益的安慰…王琪瑤依偎在李主任的懷裡，心是落了地的，很有踏實的感覺。[6]⋯⋯她這一輩子，要說做夫妻，就是和李主任了，不是明媒正娶，也不是天長地久，但到底是有恩又有意的。[7]
而康明遜則是王琪瑤真正愛過的人，而王琪瑤卻也明瞭這是她無法得到的人。由於李主任和愛麗絲公寓的關係，王琪瑤在面對愛情時變的卑微，像是一種乞求，最後演變成她願意用那些維繫著她生活需要的金塊，去要求老克臘留下。她寧願用金塊去換取所謂的幸福，所謂的依靠。但最後王琪瑤還是孤獨的，她了解到有些東西是換不回來的。我們不難發現小說中的男主角有著相同的性格，除了李主任外，其他的人都是懦弱的，疲軟不振的和卑瑣的。他們的無力和眾多，就像融到了整個上海的背景中，這群男性過於陰柔的性格，讓小說在極度逼進現實的情況下，多了些不合理。
而王安憶以女人來寫上海，或者是以上海來寫女人，都部分程度地迴避掉了在公領域上的權力關係的問題。而男性的背景化也再度加強主角王琪瑤的孤立，王琪瑤和真正的上海市民愈走愈遠。而這種不斷孤立的現象，讓王安憶的逼真敘述開始動搖起來，開始模糊。現實和想像的距離有了落差，一次次重複的橋段，一次次重複上場的演員，讓王琪瑤漸漸唱起獨角戲。
王琦瑤眼瞼裏最後的景象，是那盞搖曳不止的電燈，長腳的長胳膊揮動了它，它就搖曳起來。這情景好像很熟悉，她極力想著。在那最後的一秒鐘裏，思緒迅速穿越時間隧道，眼前出現了四十年前的片廠。對了，就是片廠，一間三面牆的房間裏，有一張大床，一個女人橫陳床上，頭頂上也是一盞電燈，搖曳不停，在三面牆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。她這才明白，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，死於他殺。然後滅了，墮入黑暗。[8]
這是一場「演練好的宿命」[9]，也是王琪瑤自取的「本來一場事故眼看化險為夷，將臨結束，卻又被王琦瑤一聲喝令叫住，再要繼續下去。長腳說：你要我怎麽樣？王琦瑤說：去派出所自首。長腳就有些被逼急，說：要是不去呢？王琦瑤說：你不去，我去。」[10]王琪瑤一生中並未堅持過什麼，但卻堅持長腳去自首，對於老克臘、小林甚至長腳，王琪瑤多少都有點憐憫之心，可這一剎那她卻狠心起來了。是因為長角侵犯她最重要的東西嗎？還是因為基於報復的心態？其實她除了金條什麼也不剩了。
有人說王安憶填補了海派文學二十多年的空白，但在我看來，王安憶雖然跨越了張愛玲底下虛無的宥限，但又落入另一個窠臼。張愛玲的虛無來自於新舊時代的動盪衝突和生活的不確定性，是被時代壓的喘不過氣的，是無奈的。但長恨歌中明顯看不到時代對於王琪瑤的痕跡，我們只見到那四十年前的流行。王琪瑤不是處於被動的狀態，她甚至可以伸手去掌握一些事物，但她唯一所做的卻是守著那盒金條。守著愛意和恨意。
宿命給故事發生的必然性一個合理的解釋，但宿命也讓作者陷入難以自拔的漩渦中，形成了一種矛盾。主角的孤立和背景的完整讓王安憶達到一種極致的書寫，但卻讓主角在故事中漂浮了起來，變的不踏實。王安憶結合了自身的經驗來書寫上海，但她並不屬於那市民階層，她仍然以知識份子的身份來寫長恨歌，使得這書寫過程中參了些特定意識，到使人感到有些疏遠了。
參考資料
一、 南帆，〈城市的肖像—讀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〉，小說評論，1998，第001期
二、 羅崗，〈找尋消失的記憶—對王安憶《長恨歌》的一種疏解〉，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，1996，第012期
三、 陳思和，〈營造精神之塔—論王安憶九零年代初的小說創作〉，文學評論，1998，第六期
四、 徐德明，〈王安憶：歷史與個人之間的「眾生話語」〉，文學評論，2000，第一期
五、 徐雁，〈王安憶的危機〉，淮陰師範學院學報，2000，第一期
六、 萬燕，〈解構的「典故」—王安憶長篇小說《長恨歌》新論〉，深圳大學學報，1998，第三期
七、 李文波，〈慣看海上繁華夢 江山依舊枕寒流—王安憶的悲劇意識分析〉，小說評論，1997，第002期
[1]王安憶，《長恨歌》，台北，城邦文化，2000，P41-42
[2]同上，P347
[3]同上，P36
[4]同上，P17
[5]同上，P18
[6]同上，P106
[7]同上，P260-261
[8]同上，P398
[9]王德威，〈上海小姐之死-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〉
[10]王安憶，《長恨歌》，台北，城邦文化，2000，P396
Be First to Comm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