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得台北的抽屜收著一只填好地址與收件人的空信封,上頭還貼了五元的國旗郵票。收件人是住在西螺的外公,地址是我唸國小時要求表姐幫我填上的。信封一放就是二十多年,只是那沒有使用過的空信封再也無寄出的可能。
一直到六歲以前,我都住在西螺外公外婆家。那時的記憶特別模糊,像是在夢境才會閃過的畫面。唯一印象清楚的片段,是有天外公騎著摩托車載我到鎮上去找人喝茶聊天,我跑進隔壁的棺材店亂晃。店裡正中央停了副新的壽材,剛上完漆,木材的香味混著油漆的刺鼻。空棺裡頭已經鋪好了棉墊與枕頭,忘記是什麼顏色,也許是混和紅色與紫色的那種刺眼。我在棺材邊來來回回繞了好幾圈,好奇地打量著它。直到外公在我大四那年去世後,我才又想起那天下午,那副空的棺材,同時刺鼻刺眼的記憶。想起那條筆直的大路,兩旁的稻田,夏日的悶熱,外公的背影。記憶消逝與肉體崩毀之間的異速關聯。
在我的印象中,外公話不多,總是和顏悅色,即便對我這個常惹事的小孩也從來沒有發過脾氣。好像他身邊總有一種令人靜心的氣場,一種特別溫和的安全感。長大之後每次回鄉下隔天第一件事就是早起陪外公去騎腳車散步。我記得最後一次陪他散步的那個早晨,我們牽著腳踏車一前一後走在鄉間小路,東邊升起太陽已經開始溫暖,就這樣靜靜地走著,像是任何話語在這安靜的早晨都是多餘的。外公去世十多年,我偶爾還是會記起那個午後,那個早晨;溫暖的身影,安靜的面容;那副空的棺材,那只空的信封;那些沒有寫下的,那些沒有說出的。
Be First to Comm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