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長恨歌・王安憶]

有一個穿睡袍的女人躺在床上,躺了幾種姿勢,一回是側身,一回是仰天,還有一回只躺了半個身子,另半個身子垂在地上的。…她陡然地明白這個女的扮的是一個死去的人,不知是自殺還是他殺。奇怪的是,這情形並非陰慘可佈,反而是起膩的熟。[1]

這是王琪瑤與吳佩珍第一次去片廠時所遇見的景象,長恨歌真正的故事便是從這開始。像是一種種在王琪瑤心中的預兆,它預言了四十年後所發生的事,是他殺,但也是一種自殺。濃烈的宿命氣氛讓小說的開頭產生了詭異離奇的觸覺,而片廠中不斷的開麥拉聲,讓整篇故事一同捲進電影膠片的紀錄中,在無聲的光影搖晃下,上海正也同時上演著一部部劇情相同的默劇。

王安憶刻意地將整篇故事套進這種敘事結構中,在小說的開頭便將故事結尾點明,像繞著圓形走了一圈,最後還是回到了原點。小說的開頭的死亡預言不僅帶有強烈的宿命感,整個小說的架構,也暗示了故事在開始的時候結束,也將在結束的時候開始,形成連環而且永無止盡的迴圈。「有一次,老克臘對王琪瑤說,他懷疑自己其實是四十年前的人,大約是死於非命,再轉世投胎,前緣未盡,便就景難忘。」[2]

除了結構之外,小說的情節和人物個性,也顯現出高度的重複性。年輕時的蔣麗莉和張永紅,王琪瑤的女兒薇薇和吳佩珍,這些小姊妹的情誼,大抵如此,「…也無恩也無怨的,也沒那麼多糾纏。」[3]除了蔣麗莉和張永紅,分別在不同時期替王琪瑤帶來不同的人際關係和視野外,薇薇和吳佩珍和王琪瑤的關係反而是相當好聚好散的,儘管薇薇的出現幾乎改變王琪瑤的後半生,改變了她和康明遜的關係。而王琪瑤生命中出現的男人,李主任、程先生、康明遜、薩沙和老克臘。薩沙和老克臘是以一種逃離的姿態離開王琪瑤;李主任和康明遜則是選擇了一種消失,無聲無息地消失。程先生雖然二次走進王琪瑤的生命中,但也犯了二次同樣的錯誤。

如此的宿命觀點架構了整部小說,注定了重複發生的一切,也注定了一切發生的重複,王安憶究竟想說些什麼?我們可以發現,王琪瑤基本的生活是不虞匱乏的,她沒有需要面對生活競爭的殘酷,許多事件的決定對她來說,都具有高度選擇性的。於是,大環境的改變在她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影響,她不再是張愛玲筆下受環境影響的無奈。但弔詭的是,王琪瑤卻也走進了張愛玲底下的那個世界,一種滄涼的迷思!

小說開頭的前四章,講的是弄堂、流言、閨閣以及鴿子。王安憶使用大量的修辭,大量的語句堆疊,用銳利詳細的贅述,將一景一物給呈現出來。如此過度逼真的表現手法,就像一種虛擬實境,利用文字將整個上海給描出來,這個城市被破碎的句子組合出來,一針一針地將這些片段連接成完整的形象。

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。它是這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。街道和樓房凸現在它之上,是一些點和線,而它則是中國畫中稱為俊法的那類筆觸,是將空白填滿的。[4]
上海的弄堂是行行種種,聲色各異的。它們有時候是那樣,有時候是這樣,莫衷一是的模樣。其實它們是萬變不離奇其宗,形變神不變的,它們是倒過來倒過去最終說的還是那一樁事,千人千面,又萬眾一心的。[5]

這些敘述說的是弄堂,說的也是人。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的弄堂裡出現,不同階層的人生活在上海的不同角落。流言講的是一種人,閨閣說的是另一種人,而鴿子更是屬於一群廣大的芸芸流動。上海由這些人構成,是相當緊密的堆積,幾乎達到了一種極致,將整個城市包的密不通風,像是天羅地網地將上海完全孤立起來,故意製造一種敘事的完整性,和故事發生的專一性。王安憶在手法和內容上天衣無縫的配合,不自覺地讓王琪瑤在這個城市中被孤立了起來,儘管作者不斷強調上海到處都有王琪瑤。而真正讓王琪瑤感到孤獨是那些曾經圍繞在她身邊的男人。對於李主任,王琪瑤是出於自願的,是基於一種安定平穩渴望。

兩人都是求安慰的,王琪瑤求的是一股腦兒,終身受益的安慰…王琪瑤依偎在李主任的懷裡,心是落了地的,很有踏實的感覺。[6]…她這一輩子,要說做夫妻,就是和李主任了,不是明媒正娶,也不是天長地久,但到底是有恩又有意的。[7]

而康明遜則是王琪瑤真正愛過的人,而王琪瑤卻也明瞭這是她無法得到的人。由於李主任和愛麗絲公寓的關係,王琪瑤在面對愛情時變的卑微,像是一種乞求,最後演變成她願意用那些維繫著她生活需要的金塊,去要求老克臘留下。她寧願用金塊去換取所謂的幸福,所謂的依靠。但最後王琪瑤還是孤獨的,她了解到有些東西是換不回來的。我們不難發現小說中的男主角有著相同的性格,除了李主任外,其他的人都是懦弱的,疲軟不振的和卑瑣的。他們的無力和眾多,就像融到了整個上海的背景中,這群男性過於陰柔的性格,讓小說在極度逼進現實的情況下,多了些不合理。

而王安憶以女人來寫上海,或者是以上海來寫女人,都部分程度地迴避掉了在公領域上的權力關係的問題。而男性的背景化也再度加強主角王琪瑤的孤立,王琪瑤和真正的上海市民愈走愈遠。而這種不斷孤立的現象,讓王安憶的逼真敘述開始動搖起來,開始模糊。現實和想像的距離有了落差,一次次重複的橋段,一次次重複上場的演員,讓王琪瑤漸漸唱起獨角戲。

王琦瑤眼瞼裏最後的景象,是那盞搖曳不止的電燈,長腳的長胳膊揮動了它,它就搖曳起來。這情景好像很熟悉,她極力想著。在那最後的一秒鐘裏,思緒迅速穿越時間隧道,眼前出現了四十年前的片廠。對了,就是片廠,一間三面牆的房間裏,有一張大床,一個女人橫陳床上,頭頂上也是一盞電燈,搖曳不停,在三面牆壁上投下水波般的光影。她這才明白,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,死於他殺。然後滅了,墮入黑暗。[8]

這是一場「演練好的宿命」[9],也是王琪瑤自取的「本來一場事故眼看化險為夷,將臨結束,卻又被王琦瑤一聲喝令叫住,再要繼續下去。長腳說:你要我怎麽樣?王琦瑤說:去派出所自首。長腳就有些被逼急,說:要是不去呢?王琦瑤說:你不去,我去。」[10]王琪瑤一生中並未堅持過什麼,但卻堅持長腳去自首,對於老克臘、小林甚至長腳,王琪瑤多少都有點憐憫之心,可這一剎那她卻狠心起來了。是因為長角侵犯她最重要的東西嗎?還是因為基於報復的心態?其實她除了金條什麼也不剩了。

有人說王安憶填補了海派文學二十多年的空白,但在我看來,王安憶雖然跨越了張愛玲底下虛無的宥限,但又落入另一個窠臼。張愛玲的虛無來自於新舊時代的動盪衝突和生活的不確定性,是被時代壓的喘不過氣的,是無奈的。但長恨歌中明顯看不到時代對於王琪瑤的痕跡,我們只見到那四十年前的流行。王琪瑤不是處於被動的狀態,她甚至可以伸手去掌握一些事物,但她唯一所做的卻是守著那盒金條。守著愛意和恨意。

宿命給故事發生的必然性一個合理的解釋,但宿命也讓作者陷入難以自拔的漩渦中,形成了一種矛盾。主角的孤立和背景的完整讓王安憶達到一種極致的書寫,但卻讓主角在故事中漂浮了起來,變的不踏實。王安憶結合了自身的經驗來書寫上海,但她並不屬於那市民階層,她仍然以知識份子的身份來寫長恨歌,使得這書寫過程中參了些特定意識,到使人感到有些疏遠了。

參考資料

一、   南帆,〈城市的肖像—讀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〉,小說評論,1998,第001期
二、   羅崗,〈找尋消失的記憶—對王安憶《長恨歌》的一種疏解〉,中國現代、當代文學研究,1996,第012期
三、   陳思和,〈營造精神之塔—論王安憶九零年代初的小說創作〉,文學評論,1998,第六期
四、   徐德明,〈王安憶:歷史與個人之間的「眾生話語」〉,文學評論,2000,第一期
五、   徐雁,〈王安憶的危機〉,淮陰師範學院學報,2000,第一期
六、   萬燕,〈解構的「典故」—王安憶長篇小說《長恨歌》新論〉,深圳大學學報,1998,第三期
七、   李文波,〈慣看海上繁華夢 江山依舊枕寒流—王安憶的悲劇意識分析〉,小說評論,1997,第002期[1]王安憶,《長恨歌》,台北,城邦文化,2000,P41-42

[2]同上,P347
[3]同上,P36
[4]同上,P17
[5]同上,P18
[6]同上,P106
[7]同上,P260-261
[8]同上,P398
[9]王德威,〈上海小姐之死-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〉
[10]王安憶,《長恨歌》,台北,城邦文化,2000,P39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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